康有为将nation理解为国，强调的是它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这当然是nation这个概念的固有内涵。
三、婚姻、家庭的制度性保障 施密特在提出制度性保障理论时，虽然区分公法上制度与私法上制度，但着重点仍然在公法上制度，比如地方自治、职业公务员制度、宗教公法社团、公立大学自治等等。（三）婚姻、家庭的制度性保障效果 根据前述施密特的理论，婚姻、家庭的制度性保障效果是：立法者可以对制度的非核心部分进行限制，但不能废止制度的核心部分，亦即核心不得废止，边缘可以限制。
48 BVerfGE 56, 54(78). 49 李建良：《论宪法上保护义务与保护请求权之关系——以不足禁止原则的论证构造为中心》，城仲模教授古稀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二十一世纪公法学的新课题（宪法篇），台湾地区法治暨政策研究基金会2008年版，第281页。对基本法而言，婚姻是一种男与女的结合，且原则上无法强制解开的生活共同体，而家庭则是父母与子女的总括的共同体，父母主要有抚养与教育子女至成年的权利与义务。但是，什么是制度呢？塞尔进而区分了构成性规则与调控性规则，调控性规则调控先在的活动，例如车辆靠马路右边行驶就是调控性规则，但是驾驶车辆的活动在这种规则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2）该条虽然位于公民基本权利部分，但第2、3款却是讲公民基本义务的内容，从而呈现出一种权利+义务的混合特色。这些都是制度性保障比当时的基本权利保障更胜一筹的表现。
31人们通常把婚姻区分为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和事实意义上的婚姻。依照制度性保障的理论，只要不侵害制度的本质内容，则承认以法律形成与规制，且当强调非人权保障事项只是手段而已时，可能会过度承认制度的形成与规制。但立宪政体，亦即宪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怎样实现这种政体，中国人直到清末才逐渐有所认识。
督抚不守法，又将若何？所谓法者既不尽可行，而监之之人，又未必贤于其所监者，掣肘则有万能，救弊则无一效，监者愈多，而治体愈乱，有法如无法，法乃穷。从政体上则分为三种，即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立宪政体。他们出去考察，虽亦有人比较用心，但因缺乏远识，不足以抓住宪政之要点。这样制定出来的宪法，应该是最少弊病，最能见诸实行，最有效力的宪法。
所以梁氏的意见无法见诸实践。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
因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而不使败坏者也。④梁氏在清末，一直坚持这一主张。此议郎制度已很近似君主立宪国的上议院。那么，在中国怎样推动实行宪政呢？ 梁氏说，由专制政体过渡到立宪政体，绝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须要一个相当的过渡时期，或准备时期。
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辩难讨论，或著书，或登新闻纸，或演说，或上书于立法局，逐条析辨。 注释: ①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三书》中提出：请皇上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⑥梁启超说其事至易明，是指，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历来缺乏对君权、官权的有效监督。故其民极苦，而其君与大臣亦极危。
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其人必须有学识，不徒解方言者，并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人以为参赞。
到1908年，在镇压了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解散梁启超领导的政闻社之后，为表示朝廷并未改变预备立宪的方针，乃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及《九年筹备立宪事宜清单》，以安抚舆论。梁氏虽基本上已是近代人物，但说话行文有时仍不能完全脱弃中国读书人惯有的张大其词的老毛病。
②他在那里停留半年之久，筹款助自立军起义。先当说明，梁氏所提六条，都是作为向皇上和朝廷提出的建议，故通篇都用的是上条陈的口气。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故当其初立之也，不可不精详审慎，而务止于至善。是年７月间，维新改革之士，聚上海集会，自称国会，表示不承认北京朝廷纵义和团与列强开战的诏旨，颇有另立政府的架势。平民百姓在官吏弄权之下，匍匐求生，往往形同奴隶。
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⒁见耿云志等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一书之《结语》，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
因为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因此，梁启超结论道：监督官吏之事，其势不得不责成于人民。
在写《立宪法议》一文的当时，梁氏只是说，当下，中国还不能立即实行宪政。但我们这里要指出，派遣重臣出国游历考察，要想得到积极的结果，必须所派重臣，忠心谋国，细心考察，用心体会，读书问政，任劳任怨，敢于承担责任方可。
历代朝纲不振，基本上都首先表现为吏治腐败。梁氏所拟二十年实行宪法之期，人们皆以为太缓，即梁氏本人，亦改变初衷，希望速成。④⑤⑥⑦⑧⑨⑩⑾⑿⒀⒂⒃⒄梁启超：《立宪法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1~7页。⒁而且，这些努力的失败，也并非是灰飞烟灭，了无痕迹。
他们归国后给朝廷的报告，大多求之于留学生代笔（据梁氏自己说，他也为考察政治大臣起草过报告）。将近一年的海外之游，梁氏亲身体验到宪政制度下的社会生活，益增向慕宪政之情。
这一点已超过欧美、日本各国。① 到1900年，因义和团事起，列强出兵进犯，又加以朝廷有立储、废光绪之议，人心惶惶之下，昔之维新派乃有自立军起义，谋保光绪皇帝复权，重行新政的举措。
官吏的特点，唯上是尊，对下则压迫、欺蒙。⑧所以，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实行立宪政治，最大关键是保障民权。
盖由利害关切于己身，必不肯有所循庇。以致立宪未成，反速其亡。⑨此话虽似夸张，但视英国自宪政确立以来，三百余年，和平发展，无大乱，亦不可不承认其说有道理。梁氏对立宪政治，亦即通常所称之宪政的理解，虽不能说十分精透，但宪政最主要之本质特点，他是看得清楚的。
其《钦定宪法大纲》取君权主义，即仍由皇帝统揽统治大权。⒂ 清朝所派五大臣回国，将原设之考察政治馆 改设为宪政编查馆。
他根据长期官场经验，觉得： 人本善良，做吏十年，便成混蛋。所以，他说，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
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那个所谓国会，只是一种对抗朝廷的姿态，实非具有议院性质。
